成舍我大众化新闻思想的问题意识

www.ts.cn 天山网   2014年01月09日 18:01:18    我来说两句 天山网官方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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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成舍我的大众化新闻思想,沿着“什么是报纸大众化”“为什么要大众化”和“报纸如何大众化”等三个问题而展开。这种问题意识,具有“以产权为中心”和“以媒介为本位”的特点。在其问题意识的展开中,虽因其没有改变报纸产权的私有性质,与他的报纸为民众服务的目标有着矛盾性,但作为一种遵循新闻自身规律来探索大众化的新闻思想,依然可为中国新闻事业的现代化提供理论资源。

    【关键词】成舍我;大众化;报纸产权

    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官办官阅的官报是主流。在这种传媒生态下,作为“贩夫走卒”的民众是被排除在媒介接近权之外的。因此,“大众”在新闻史中出场并成为宏大话语,无疑是现代性的产物。中国必须现代化的这种历史“焦虑”以及如何释放这种历史“焦虑”,始终规约着知识精英思考传媒的基本路径。成舍我的大众化新闻思想就是这种历史“焦虑”的产物,“大众化”是思想的核心,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了,成舍我的新闻思想才能获得“澄明”。成舍我大众化新闻思想的问题意识沿着“什么是报纸大众化”“为什么要大众化”以及“报纸如何大众化”而展开,在这种问题意识的展开中,我们能看到成舍我作为职业报人思考路径的独特性,也能看到其无法解决的现代性悖论。

    一、成舍我大众化新闻思想问题意识的展开路径

    成舍我对于新闻大众化的思考,主要是围绕“什么是报纸大众化”“为什么要大众化”以及“报纸如何大众化”这三个问题而展开的。

    (一)什么是报纸大众化?

    思想体系的建构,必须回答一个问题:“它是什么?”这是思想出发的起点。因此,成舍我大众化新闻思想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是报纸大众化?

    成舍我的大众化新闻思想,有着西方大众化报纸的榜样示范。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中期,随着《太阳报》等报纸的出现,廉价的大众化报纸成为西方报业主流。这些大众化报纸,在政治上以超党派性自居,标榜客观、公正,维持经济独立;在业务上拓展新闻的报道领域,善于用煽情手法编写新闻,语言通俗;在经营上以企业化方式管理报业,报价低廉。成舍我曾考察西方报业,虽深受这种大众化新闻思想的影响,但他所标举的大众化,“与资本主义国家报纸的大众化,确实有绝对的差异”[1]100。在成舍我看来,“报纸大众化,已被许多资本主义者,利用做了种种的罪恶。他们错将个人的利益,超过了大众的利益,所以他们的大众化,只是使报馆变成一个私人牟利的机关,而我们的大众化,却要准备为大众福利而奋斗,我们要使报馆变成一个不具形式的大众乐园,和大众学校。我们始终认定,大众利益,总应超过于任何个人利益之上”[1]100。因此,成舍我的大众化,充满了道德关怀,是要矫正西方报业的商业化倾向,办“真正给大众看的报纸”,使报纸真正为大众所有,为大众所用,为大众说话,以实现和保护大众的新闻权益。

    (二)为什么要大众化?

    思想总是伴随着问题而产生的。“西方新闻事业的大众化源于激烈的新闻市场竞争。”[2]在放弃了政党津贴之后,报纸必须贴近大众,争取读者,扩大销量,以赢得市场竞争。中国新闻事业缺少西方工业化革命带来的经济洗礼,其内在动力是民族救亡的需要。在此过程中,中国知识精英迫切需要利用大众传媒传播现代意识,培养现代国民,监督政府运作,以实现民族建国的历史目标。这是成舍我思考新闻的出发点。“九一八”事变后,成舍我指出,因为没有意识到报纸的巨大作用,办报没有面向普通民众,不注意向国民进行民族动员,而只是“特殊阶级的读物”,由此造成国民“愚昧”“闭塞”,缺乏国民意识。为此,面临“九一八”后紧迫的抗战形势,新闻界须承担重大责任,面向民众,“使全国士农工商,都能看报,用报纸来唤起全国民众,共赴国难,抵御外侮”[3]87。

    抗战胜利前夕,百废待举。成舍我撰文指出,报纸是“改造国民心理,转移社会风气”的最有力工具。因此,“建国首须建报”[4]153。在成舍我看来,作为大众传播工具,现代报纸可以迅速将各种思想观点、文化知识传播到全国乃至全世界,这是任何其他传播方式都不能比拟的。面对社会各界所开出的不同救国方案,成舍我指出,这些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枝节式地解决问题,要想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面貌,“只有开发最大多数国民的知识,让他们了解个人和国家的关系,这才能有起死回生的希望”,明确要求国民政府在战后各项建设中,将新闻事业置于首要位置。从这样的角度出发,成舍我强调报纸必须面向普通民众,以开启民智,改造国民心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这是成舍我思考报业的逻辑起点。报纸只有实现大众化,成为如粮食、布匹一样的生活必需品,“然后国家的观念,才能打入最大多数国民的心中,国家的根基才能树立坚固,立报所以揭举大众化的旗帜,其意义在此,其自认为最重大的使命也在此”[1]101。西方报纸走向大众化,由政治的参与者走向政治的旁观者,其核心动力是经济诉求,目的是尽可能地争取更多的读者;而成舍我虽以“新闻大王”为职业理想,但其内在动力却是政治诉求,完成现代转型,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是他思考报业的绝对道德律令和难以摆脱的历史宿命。

    (三)报纸如何大众化?

    在成舍我看来,报纸日销百万,成为大众报纸,其最高诉求不是商业目的,而在于唯有如此,报纸才能“改造国民心理,转移社会风气”,方能真正代表民意,成为社会之公器与建国之助力。那么,接下来一个更深的追问就是,报纸通过何种途径方能实现上述目标呢?

    1.产权构成多元化。成舍我信仰西方自由主义制度,“坚持独立办报,追求新闻自由”[5],痛恨中国封建专制制度,认为欧美新闻事业发达的原因之一是“言论自由”,报馆只要是由人民真正掌握了言论权,而没有为少数特具野心者所操纵,政府就要消极管制,积极扶助,特别为报馆所制定的法律越少越好。

    但成舍我也深刻地认识到了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缺陷:“报纸虽然从国家立法得到了言论自由,然另一方面,这种自由却完全被报纸的所有者,换言之,即少数的资本家劫持操纵,宰割无遗。英美人民,既不能个个办报,个个都是报纸的主人,只好眼看少数资本家,打着‘代表舆论’旗帜,实行自私自利勾当,政治上党同伐异,固不待言,下焉者,为求迎合低级趣味,更不惜败坏人心,流毒社会,所谓报纸‘黄祸’,乃为英美现行报纸制度下最所痛心疾首之事。”[4]159产权私有,使言论自由仅仅成为资本家独享的权利和牟利的借口,而广大民众却无法享受这一神圣权利,资本家“以报馆为维护本身权益的利器,当老百姓权益与他们本身权益冲突的时候,试问有何方法,能使他们扳转枪口,不打老百姓,先打自己?”[4]152成舍我的这个发问振聋发聩,直指自由新闻制度的“命门”。成舍我从自己的历史进化史观出发,认为随着科技水平的发展,那种如自己一样,依靠两百元钱积蓄办报的时代已经不可能再出现,因为建筑于现代科技之上的报业需要大资本的投入,普通民众是难以兴办的,即使“小资本报馆也无法存在”,因此,办报需要“走向大规模资本化”。但中国如模仿西方的商业化道路,最终会损害到民众新闻权利的实现。“欧美已然,中国的报纸,若果资本化商业化起来,当然也不能例外。假使左右全国的舆论机关,都操纵在少数贪狠自私的资产阶级手中,此中危险,如何重大,当然不言可喻。”[6]在成舍我心目中,对报纸商业化的纠偏道路有二:“一种是报纸国有,一切报纸,都由国家来经营,或指导,不许任何人,握有如此伟大的舆论威权。另一种,是虽许可私人经营,但其资本,惟以在报馆任有工作者为限,自社长以至工人,均为主权者,均有分担报馆利益之权,非工作人员不得坐分红利,换言之,即不劳而获之大资本家,概在屏除之列。”概言之,即“未来的中国报纸,他应该受民众和读者的控制。他的主权,应该为全体工作人员,无论知识劳动或筋肉劳动者所共有”[5]33-34。产权国有与产权为报馆全体人员所有这两种纠偏道路中,成舍我以为,第二条道路,即产权为报馆全体工作人员所有的方式,较之第一条道路更容易实现。

    2.言论监督社会化。真正给大众办的报纸,其核心之点在于能让“老百姓说话”,“用拥护民众的利益,来代替拥护个人的利益”,为达成此目的,报纸的言论方针,“确有向民众公开,受民众控制的必要”[6]36。在成舍我看来,人民大众才是报纸的真正主人,“惟大众能制裁不良之报纸,亦惟大众之真诚拥护,始能产生真正拥护大众利益之报纸。欺骗大众,愚弄大众者,固当为大众所弃,而拥护大众利益者,大众亦不能听其任人摧残,然后新时代报纸,才有确实建立的可能”[7]。

    民众如何控制报纸的言论方针呢?成舍我的思路是:“关于报馆主张及言论,应另有一监督机关,所有报馆对政治、社会的批评,概应受此机关指导。总编辑之进退,亦应由此机关决定。此机关之人选,应由社会民众团体推选。而每一报之读者,亦得有权推代表参加每一报馆之此种机关。”即在报纸之外,建立独立的编辑委员会以监督报纸的言论方针,如此资本与言论分开,使报纸和社会合一”,就能改变报纸只是仰承资本家意旨,不敢轻有违反的弊端,使报纸能真正为“老百姓说话”。

    (1)编辑委员会的组成。成舍我建议,报馆编辑委员会的成员构成如下:“每一报馆,必须组织一编辑委员会……委员会人选,除三分之一得由投资主办报馆者自由延聘外,其余三分之二,则应依一定比例,由学术机构,公共法团,读者代表,分别选派。”[4]154

    (2)编辑委员会的职能。编辑委员会的主要职能即在独立主持报馆的言论方针:“凡主笔总编辑之任免,报馆言论政策之制定,及对每一重大事件发生时采取之态度,即悉应由其决定,主办报馆者,无权干涉。”[4]154

    (3)成立编辑委员会的目的。建立此编辑委员会的目的就是保证报纸反映民众诉求,避免如西方一样以资本家个人利益支配报纸言论及所谓黄色新闻泛滥的弊端,使报纸真正实现大众化。这样为老百姓说话的报纸,自然能够得到人民支持,销路必会大增,不会损害资本家的利润。因此,成舍我认为:“此非英美式‘言论出版自由’制下之报纸所可比拟……战后报纸私营,一方面需要大资本,一方面又怕蹈英美资本家操纵报纸之覆辙,但此重大矛盾,由于上述‘言论权’与‘资本权’的切实划分,即有合理解决可能。”[4]154

    为使报纸真正为人民说话,而不至于成为少数人的“禁脔”,成舍我主张将具有报纸产权的董事长、董事和编辑委员会成员等都视为“法律上”之记者,他们必须承担报纸的言论责任,接受大众的监督,“如此,则彼等凛于责任所在,英美所日夕讲求之‘报纸净化’,在中国或竟可不成问题”[8]。在成舍我看来,只有权力相互制衡的制度设计,大众的自由权利才有可能实现。

    3.新闻报道平民化。长期以来,中国报纸的内容偏重于政治官场方面,多关注政治要人的行踪及其宦海沉浮,在成舍我看来,这样的报纸,“不过是些升官图,起居注,和特殊阶级的消遣品,与大众不发生关系,没有读的必要”[3]86。这样的报纸内容必须改革,以适应读者的需求:“内容应由政治转到广义的社会,读者应由少数特殊阶级,到全国劳动大众。就是要将向来被视为特殊阶级的读物,变成大众的读物。”[3]86

    报纸的内容“由政治转到广义的社会”,具体包括哪些内容呢?在《中国报纸之将来》这篇文章中,成舍我指出,中国当前报纸过分注意“政治消息”“盗劫”和“变态恋爱”,而这些内容会随着时代的进步渐渐退落到极不重要的地步,将来人们的注意力会向“科学”和“艺术”发展,这些内容将日渐成为报纸的主要内容。因此,中国将来的报纸,在言论方面,当以民众利益为前提,反映民众呼声,表达民众疾苦;“而报馆对于新闻的选择,科学消息,艺术消息,一定将要占据未来报纸中极重要的地位”[6]37。简言之,新闻的选择要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要能提高民众文化素养。中国报纸在内容上须“由政治转向社会”,同时在形式上也须改变“文字深”的弊端,以适合普通百姓的阅读水平,以“文字浅显,重风趣,戒沉闷”[4]157为办报目标,以适合读者的接受水平。

    4.报纸发行普及化。报纸大众化,最终要靠发行来实现,但成舍我痛苦地看到,中国报纸的发行量太小,报纸成为少数人的奢侈品和特殊阶级的读物,不是大众报纸。为此,成舍我提出“报纸下乡”的口号,强调报纸要深入民众,以全国人民为发行对象,使报纸能够真正为民众所享用。[9]132因此,成舍我在《立报》发刊词中提出,《立报》要“以日销百万为目的”[1]100,这种高发行量的“大众报”,除了依赖国家在交通和教育等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外,报馆本身亦须针对中国报业“定价高,篇幅多”等弊端,在“降低定价”和“改进发行办法”等方面下功夫。

    (1)降低报价。成舍我看来,报纸之所以难以走向大众化,“其唯一致命的原因,就是报价太贵,老百姓看不起”[9]133。为降低报价,使普通读者读得起报纸,当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办小型报。中国报业不能走英美式的大报路线,而是要向法德学习,办小型报,以降低报纸的成本。第二,“精编主义”。报纸虽为“小”,但在内容上要力取“精编主义”,提高报纸的信息容量。第三,政府补贴报业。“平价报”是如“平价米”“平价布”一样的生活必需品,政府必须进行补贴,以降低报纸售价:“即报纸售价,而由政府规订(定),而由政府以适当定价,供给各报馆用纸。”[9]134第四,企业化管理。报馆应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提高工作效率,降低办报成本。

    (2)改进发行办法。中国报纸都集中在大城市,这种报纸既难登载地方消息,也难在最短时间内送至读者面前,满足其阅读需要。因此,报纸应在全国普设分馆。这种分馆,既是地方发行机构,也是报纸的地方版。地方分馆通过无线电与总馆共享信息资源,编辑登载地方新闻的地方版,利用现代交通工具,将“总馆之正张”与“地方之副张”共同发行。“如此,则属于全世界及与全国有关之事件,各地方重大事件,正张已全部包容。而属于每一地方之事件,则副张可详载无遗。”这样可避“都市报”与“地方报”之短,而融其所长,不仅会提高其广告收入,也会大幅度提高报纸的发行量。[6]39

    5.新闻教育全能化。成舍我以“报纸要向民间去”和“工作者有其报”为其新闻理想,认为“未来的中国报纸,他应该受民众和读者的控制。他的主权,应该为全体工作人员,无论知识劳动或筋肉劳动者所共有”[10]94。

    产权的多元化只能消灭劳资对立,但不能泯灭体脑之间的界限,尚不是真正的大众化。成舍我认为,报纸真能走向民间,消灭这些界限的具体途径就是“高深的研究和普通技术的训练都不偏废”的新闻教育:“从未来报纸大众化的倾向着想,消弭劳资对立,并训练手脑并用的工作者,更有急切的必要。”[10]96对于培养全能型新闻记者的方法,成舍我建议,学校、报馆与工厂合一,初级班造就印刷工人,高级班造就发行、广告及事务上的管理人员,本科则造就常识充足、学有专长,且对新闻事业具有深刻了解的编辑采访和报业指导者。[10]91-92希望通过这种新闻教育方式培养出来的学生,既能做新闻记者,又能做排字工人。这样“手脑并用”的记者“才可以算一个完全的新闻记者,而脑力劳动和筋肉劳动也就可以合而为一了”[3]87。成舍我认为新闻教育要培养“手脑并用”的全能型记者,打通劳心和劳力,其实质在于要培养独立的记者个体,报纸的大众化才有可能实现。

    二、成舍我大众化新闻思想问题意识的独特性

    中国民族报业自从历史上出场的那天起,出于救亡图存的现实需要,“大众化”就是报业的历史诉求,并且形成了两种大众化的主流话语:梁启超等文化精英开创的以“开民智,新民德,鼓民力”为诉求的大众化新闻话语和中国共产党开创的以“阶级革命”为诉求的大众化新闻话语。而成舍我的大众化新闻思想,“是以逸出于现代新闻事业主流话语的方式存在的”[11]。成舍我大众化新闻思想以“逸出主流话语的方式存在”,就在于其问题意识的独特性。

    (一)以产权为中心

    以历史的眼光来审视成舍我的大众化新闻思想,就会发现,中国民族报业关注大众化,既有中国传统文化以集体为本位的路径依赖,更是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的历史需要。旧中国是一个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文化落后于中国而言,有着双重含义:第一,文化资源贫乏,它主要表现为文化程度的普遍低下和文化产品的缺少;第二,文化资源占有的不平等,它表现为历史上的文化专制主义,文化知识长期成为少数人的特权。这种落后与中国现代转型的历史任务是不相适应的。梁启超等人的大众化思想,都只对第一个问题进行了探索,而对后者则很少问津。成舍我与中国共产党人一样,不但发现了这个问题,而且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人的大众化是以“国家所有”为中心,通过生产关系的调整以保证传媒为民众服务;而成舍我的大众化新闻思想以“产权改革”为核心,通过制度设计(成立资本权与言论权分离的编辑委员会、依法管制)、产权改革(报纸为报馆全体成员所有)、文化教育(培养“手脑并用”的记者、改进发行方法)等途径来实现报纸的社会化,简言之,即“资本家出钱,专家办报,老百姓说话,政府认真扶助,依法管制”[4]161,以使报纸真正为民众所有,为民众服务。在这里,成舍我推崇西方自由新闻思想,认为媒介自由只是媒介产权的派生物,但亦洞悉其产权私有的弊端。因为从民主政治的角度看,新闻媒体是权力制衡中必要的制度安排,公民新闻权利的实现必须以自由地接近传媒来实现,为防止传媒滥用自由权,又必须由民众来进行监督,在这样互相制衡以求得平衡的情况下,新闻大众化才有可能实现。他在西方大众报业思想中融进了自己中国文人式的思索,探索如何实现民众新闻自由,改变报纸为特殊阶级垄断的弊端,让传媒真正成为民众说话的平台,开出了与“报纸国有”不同的大众化药方。

    (二)以媒介为本位

    梁启超与中共所倡导的大众化新闻话语,是以政治家身份考量传媒,视传媒为宣传政治思想、唤醒民众参与政治的工具,本质上是一种“化大众”的新闻思想。成舍我是职业报人,在民族关怀上,与他们没有更多的差别,但在实现途径上,他自始至终以媒介为本位,他看到了底层民众在现实社会中的博弈弱势,遵循媒介本身的规律,思考如何让媒介真正回归社会,为民所用、所享。由此出发,成舍我开出了一整套让传媒回归社会、走向民众的具体途径,“产权构成多元化”“言论监督社会化”“新闻报道平民化”“报纸发行普及化”与“新闻教育全能化”等大众化思路,就是成舍我思考的结果。在这里“传媒如何为民众所有”以及“传媒如何为民众所监督”是成舍我问题意识的焦点所在。在成舍我看来,只有当报纸产权实现了多元化,报纸的言论服从了公共利益,报纸才能真正为大众服务。

    “媒介的支配权依赖于媒介的所有权,媒介自由在一定范围内是媒介产权的派生物。”[12]大众化必须以可见的形式来实现,而媒介产权就是其现实载体。而在梁启超和中共党人所倡导的大众化新闻思想里,或是回避媒介产权问题,或是认为应该由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政党来垄断媒介,由此实现普通大众的新闻权益,而实质上政府部门通过垄断媒介资源掌握了新闻的发布权、信息的阐释权,与大众化愈去愈远,所营造的只是“大众的幻象”。而成舍我以产权为抓手来实现大众化,改变了主流大众化新闻思想的取向路径,触摸到了中国新闻事业的“痛处”,从“政治”走向了“新闻”。经由媒介产权路径来考察报纸大众化的可能性,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众化新闻思想,这是成舍我最深刻的地方。

    三、成舍我大众化新闻思想问题意识的矛盾性

    现代传媒自产生以来,权力和资本都冀图控制传媒,以为其私利服务。成舍我的大众化新闻思想,旨在使传媒摆脱这两大力量的控制,将传媒还给大众。由此,成舍我以产权为核心概念,开出了自己的药方。成舍我以“产权私有”和“依法治媒”来应对权力的压力,强调公民权利神圣不可侵犯;以“产权构成多元化”来应对资本的压力,在成舍我看来,产权只有为报馆全体工作人员所有,方能改变报纸的商业化趋势,让报纸最终回归社会。这种设计途径,认为报纸不应为一个大资本独占,而是应该坚持资本的多元化和社会化,走股份制托拉斯的道路。问题在于,资本的本性就是追逐利润的,变报纸产权由一人独占而为多元所有,并没有改变报纸的私有性质。有限的个体占有、垄断了传媒渠道,却又要他们去承担为民众谋福利的社会责任,以“产权私有”的资本主义的途径去实现“大众公仆”的非资本主义目标,要“资本家出钱”与让“老百姓说话”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报纸是私有企业,它对公众不负有任何义务,公众也未授予它任何特权。因此,它不受公共利益的影响。可以肯定地说,报纸是其所有者的财产,这些所有者自负盈亏地出售着他们的产品……”[13]如何公平正义地分配新闻资源,使传媒真正为民众说话,一直是新闻学的核心议题。在这里,成舍我以产权为核心的大众化新闻思想陷入了自由主义的“个体权利”与集体主义的“公共利益”的悖论之中。在成舍我的办报实践中,这个悖论就没得到解决,其股本来源就有着相当多的利害考量。张友鸾先生就明确地指出,成舍我在南京集资办《立报》时,“论经济力量,他原能独资经营,只为了要利用政治、社会力量,所以多约些朋友参加”[14]。简言之,股本社会化是为了积累人脉资源,以实现其新闻大王的梦想。成舍我眼中的大众化,把新闻业定位为“文化企业”,其职责是向社会提供“公共文化产品”,由此使报纸成为“民众乐园”,充满了中国传统文人的道德关怀,可以作为理想追求,虽在某一时刻与某一问题上或许可以实现,但从整体上看,无法找到现实的土壤。

    尽管存在这种矛盾性,但这并不能成为否定成舍我新闻思想历史价值的理由。简言之,成舍我的矛盾,是现代性本身的矛盾,在高度分化的现代社会,没有一种理论能解决所有问题。成舍我在目的与途径的矛盾性中坚守传媒本身的价值,抓住了报纸大众化的核心——产权,从新闻本身的规律寻求民族目标实现的可能性,虽有着文人式的理想化色彩,并且在办报实践中,他也没有完全践履自己的思想目标,但他的思考,却触摸到了新闻的“痛处”,作为另外一种让传媒回归大众、回归社会的“社会主义”新闻思想,可为中国重新思索新闻事业的现代化提供思想资源。

    [本文为2011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媒介生态史观:关于建构中国新闻史主体性话语的方法论研究》(项目批准号:11YJA86003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为湖南工业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

    参考文献:

    [1]成舍我.我们的宣言[A].刘家林,等.成舍我新闻学术论集(上册).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2.

    [2]李秀云.中西新闻事业大众化形成机制比较[J].新闻界,20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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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刘艳凤.试论成舍我的新闻思想及其新闻实践[J].国际新闻界,2010(8).

    [6]成舍我.中国报纸之将来[A].刘家林,等.成舍我新闻学术论集(上册).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2.

    [7]成舍我.我们的两个目的[A].刘家林,等.成舍我新闻学术论集(上册).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2:50.

    [8]成舍我.“新闻记者法”的缺点及其补救[EB/OL].成舍我先生纪念网.http://csw.shu.edu.tw/PUBLIC/view_01.php3?main=Works&id=1315.

    [9]成舍我.我们需要“平价报”[A].刘家林,等.成舍我新闻学术论集(上册).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2.

    [10]成舍我.我所理想的新闻教育[A].刘家林,等.成舍我新闻学术论集(上册).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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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刘建明.媒介批评通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184.

    [13]西伯特,等.传媒的四种理论[M].戴鑫,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61.

    [14]张友鸾,等.世界日报兴衰史[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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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源: 新闻爱好者 责编: 许释文 收藏此页 打印此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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