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长江与《“抗战中的中国”丛刊》

www.ts.cn 天山网   2014年01月09日 17:59:39    我来说两句 天山网官方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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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抗战初期,由范长江主编、生活书店出版的《“抗战中的中国”丛刊》,包括《卢沟桥到漳河》《沦亡的平津》《淞沪火线上》《在火线上》《瞻回东战场》《东线的撤退》《抗战中的西北》《鲁闽风云》等8部通讯集,是范长江与生活书店志同道合的合作之举。歌颂军民浴血抗敌的事迹,揭露敌人的残暴,批判汉奸的无耻罪行,总结胜利的经验,反省失败的教训,是丛刊的主要内容。该丛刊出版后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有些单本再版以满足读者需要。

    【关键词】范长江;“抗战中的中国”丛刊;社会影响

    中国现代著名记者范长江先生在抗战时期曾经主编过《西线风云》,参与主编过《徐州突围》等书,广为学界所知,而其在抗战初期主编的《“抗战中的中国”丛刊》系列通讯报告集,则鲜为人知。2012年6月,群言出版社再版了《“抗战中的中国”丛刊》中的《卢沟桥到漳河》一书,由此,《“抗战中的中国”丛刊》再度进入人们的视野,引起了新闻史学界的注意。但该丛刊的具体情况,如该丛刊为何出版、何时出版、详细构成、内容为何、出版后社会反响如何,等等,皆因资料匮乏,人们知之甚少。这无疑是范长江研究中一个不应有的学术空白。有鉴于此,笔者在搜集相关史料的基础上,对《“抗战中的中国”丛刊》有关情况作初步勾勒和介绍,以期为范长江研究提供一些基础性的资料。

    一

    范长江主编的《“抗战中的中国”丛刊》一共8本,全部由生活书店出版。甚至可以说,这是一套由生活书店主动策划完成的丛刊。1938年5月1日,生活书店在汉口《大公报》上刊登了这套丛刊的出版广告:

    抗战中的中国丛刊

    长江主编

    在抗战的进程中,在前线在后方,固然有许多可歌的事,值得我们大书而特书,然而也有许多可泣的事,需要我们冷静地实行自我批判。本丛书编辑的旨趣,就在于联络全国进步的记者,以客观的立场,供给各种实际材料,以供读者研讨。

    东线的撤退 长江等著 二角

    在火线上 谢冰莹著 一角半

    从卢沟桥到漳河 长江等著 二角

    沦亡的平津 长江等著 三角

    抗战中的西北 徐盈著 二角

    淞沪火线上 胡兰畦等著 三角

    鲁闽风云 徐盈等著 二角

    瞻迂东战场 长江等著 即出[1]

    简明扼要地交代了出版宗旨,只是《瞻迂东战场》并非“即出”,而是已经出版了。在生活书店1938年7月出版的《徐州突围》一书的书尾,又出现了该丛刊的出版广告,只是书名排列的前后顺序稍有变化:

    长江主编

    抗战中的中国丛刊

    卢沟桥到漳河 长江小方等著 实价二角

    沦亡的平津 长江小方等著 实价三角

    淞沪火线上 胡兰畦等著 实价三角

    在火线上 谢冰莹著 实价一角五分

    瞻回东战场 长江罗平等著 实价三角

    东线的撤退 胡兰畦等著 实价二角

    抗战中的西北 徐盈著 实价二角

    鲁闽风云 徐盈等著 实价二角[2]

    其中,《瞻迂东战场》改为《瞻回东战场》,且定价明确为三角。

    其实,具体出书的时间仍与这两次广告排列的先后顺序有异。《沦亡的平津》版权页上标注为“抗战中的中国丛刊之一”,出版于1938年1月;《淞沪火线上》版权页上标注为“抗战中的中国丛刊之二”,出版于1938年2月;《瞻回东战场》版权页上标注为“抗战中的中国丛刊之三”,出版于1938年2月;《东线的撤退》版权页上则标注为“抗战中的中国丛刊之四”,出版于1938年3月。而《卢沟桥到漳河》《在火线上》《抗战中的西北》《鲁闽风云》等4本,则仅标注为“抗战中的中国丛刊”,其出版时间分别为1938年3月、1938年2月、1938年3月和1938年3月。可以看出,生活书店两次广告对于书的排列与出版时间的先后顺序并不一致,每本书的作者署名与在《大公报》上刊登的广告有一些差异。如《瞻回东战场》在《大公报》上的广告作者为“长江等著”,而在《徐州突围》书尾的广告则为“长江、罗平等著”,后者与出版时的署名一致。《东线的撤退》在《大公报》上的广告作者署名为“长江等著”,而在《徐州突围》书尾的广告上署名则为“胡兰畦等著”。可以看出,在《徐州突围》上刊登的广告因时间在后,所以与该丛刊出版时的实际署名情况一致。显然,在《大公报》刊登的广告文案,是在该丛刊组稿工作还没有完全做到齐、清、定时写作的,大概是这套丛刊在策划时虽然大致的方向已经确定,但一些细节可能还处于运动状况。标注丛刊具体序列的4本出版于1938年1月、2月、3月,未标注的4本均出版于1938年2月、3月。也许是因此时形势骤变,未及仔细定夺所致。

    生活书店在《大公报》上刊登广告时,《“抗战中的中国”丛刊》所有书籍都已经出版并与读者见面数月了。那么该丛刊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策划的呢?目前虽然还没有更为直接相关的资料证实,不过,谢冰莹当年在《在火线上》一书中,有一篇前言性质的《写在前面》,文末有这样一段感谢的话:“末了,很感谢帮忙本书出版的张仲实先生陈因先生和替本书绘封面的川谷先生。”写作时间标明是“一九三七,十二,十八于汉口”[3]。这至少说明该丛刊的策划早在1937年12月甚至此前就已经开始了。谢冰莹在文中未向范长江致谢,反而向生活书店的张仲实、陈因及封面设计者表示感谢,颇耐人寻味。一般来说,作为具体作者,向主编致谢乃人之常情。谢冰莹何以未向范长江致谢?笔者以为,《“抗战中的中国”丛刊》很可能是生活书店主动策划的一个出版项目,邀范长江担任主编,而负责具体编辑实务如组稿等工作的是张仲实等人。由于当时正处战争环境,出版规划无法按部就班。这应该是丛刊两次广告中有些书的作者署名前后有所变动的可能原因。

    二

    作为一家经营有道的企业,生活书店邀请范长江担任该丛刊的主编,无疑是因为范长江在读者中具有相当高的影响力,是一面含金量很高的旗帜。这里的含金量当然包括对范长江名字本身所具有的经济效益的考量。范长江自西北采访后,在广大读者中声誉日隆,《大公报》的销售量也不断上升。新闻纪实类作品因其生动鲜活、富有现场感,特别能激发各界民众的抗敌热情和英雄主义情感,以及民族意识的觉醒,是抗战初期最受读者青睐的读物,当时很多出版机构纷纷推出类似丛书以抢占读者市场,形成了一个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群众性启蒙读物出版运动。生活书店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对范长江名字本身所具有的经济价值必然会充分挖掘和有效利用。

    另一方面还因为范长江与邹韬奋两人关系友好,在政治立场上一致,两人同是救国会的成员,范长江写的《抗战中的党派问题》被《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拒绝后,即将该文转送到邹韬奋主编的《抗战三日刊》上去发表。原本脱胎于《生活》周刊“书报代办部”的生活书店,其宗旨和《生活》周刊一脉相承。生活书店曾宣告“本店以促进文化、服务社会”为宗旨,并将之作为生活书店努力的总原则。抗战开始以后,生活书店又提出了“促进大众文化,供应抗战需要,发展服务精神”三句口号。这与范长江的思想完全一致。范长江一直主张新闻报道要为国家服务,他认为新闻宣传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争取进步。因此,“我们如果只写写战报,如张家楼李家庄一类的事件,以为就尽了新闻记者的责任,那是大错特错。我们必须注意到各部门,而且要尽量研究各种新的现象,要求得出正确的答案,还应当勇敢地使真相能够传布。使我们每一次战争不是白打,让广大读者接受血的教训,作为争取下次胜利的桥梁”[4]。因此,范长江与生活书店合作出版这套丛刊,实乃志同道合、相得益彰之事。

    范长江主编的《“抗战中的中国”丛刊》,主要的内容都是二次传播,即将在报纸上已经发表过的战地通讯汇集后重新出版。原因之一是这些战地通讯在发表后,因受当时媒体发行范围、渠道等条件的限制,有很多读者难以读到,传播效果受到不少限制,有重新出版再次传播的必要;另外,报纸和书籍虽同为纸质传媒,都是信息传播的有效载体,但两者仍然属于两种不同介质的传播媒介,而传播媒介的介质特点不仅关乎传播思想及知识的延续性、完整性,还关乎其深刻性与广泛性,报纸与书籍在信息和知识的传播方面,各有特点,各擅胜场,报纸时效性强,长于传播信息,但容量有限,而书籍虽然时效性弱,但容量巨大,在传播系统的思想和知识方面有独特的优势。范长江对报纸与书籍在传播效果方面的差异很了解。他在《西线风云》一书增订版自序中就说过:“我们几位工作朋友,抱定真切报道的志愿,分头奔驰各战场,但是零星发表,很难给人以系统参考的便利,我因为有一时期后方工作的余暇,特按战争经过先后秩序,编为是书。本书月前在上海出版后销行甚广,因感一般读者需要之迫切,乃在汉口重印,并将山西战争全部材料加入,欲读者能从本书中,亲切地看出战争之演变和这些过程中告诉我们一些什么东西。”[5]《“抗战中的中国”丛刊》将已经发表过的新闻文本汇辑成书再次出版,显然是对与报纸有相对区隔的另一种传播媒体——书籍在传播效果方面的刻意挖掘和利用,属于和《西线风云》同样性质的主动编辑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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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源: 新闻爱好者 责编: 许释文 收藏此页 打印此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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